为什么“资本家”们这么积极？根据当时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一，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进行试探；有的认为申请也不一定选到他，投机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组或派员下厂，认为政府已看准，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漂亮，不如早申请；有的企业困难，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有的企图趁机放包袱。”
除了这些外，开始于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对“资本家”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工作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
扩展公私合营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上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多半，到1955年2月，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永安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购比例达到了80%，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轨道。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月底获批。经过50多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仪式当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说：“我是在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公私合营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若干员工在大门口迎候，祝贺的队伍捧上大红喜报，几乎都是热情地说：“祝贺你们一马当先，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文革开始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心脏病发作病逝。
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
资料来自《中国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