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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问题
人口三大结构（宗教，民族，年龄）失衡
这是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也是在民间和庙堂都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
但是我要说，能够伴随人类几千年，而且对人类社会破坏最大，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以宗教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问题。而这类问题的特点，是一旦形成规模，则极难平和的根治，就跟癌症一样，只能以对身体伤害极大的化疗来解决。
我国的主流文化人群，是占人口93%的无宗教信仰者(盖洛普国际2014年底数据)，和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人口，这样的结构是我国无宗教文化和种族冲突的人口基础。
民族和宗教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知乎和微博看看。
除了人口的宗教信仰结构，民族结构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年龄结构。实话实说，在人口这个千年大计问题上，人口的宗教，民族和年龄三大结构的处理上都是有问题的。
老龄化带来的危害，在中国国内已经有了样板，那就是全国生育率最低，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地区。今天东三省的养老金，在全国率先实现亏空，处于依靠中央补贴的状态，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的报道，辽宁省人社厅曾测算，2016年养老金的缺口是337亿，2017年缺口是412亿，2018年是501亿。
老龄化带来的绝不只是养老金，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死气沉沉，年轻人是社会变革和改革的主力军，为什么国内的大公司，阿里巴巴，华为，小米…不只是企业，乃至于当前的执政党，都要强调干部年轻化，因为更有利于学习和变革。
在年轻人稀少，缺乏新鲜血液的企业，尤其是老国企，想搞改革，其难度可知一二。
如果在十年前，十五年前就在东北放开计划生育，将会极大的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而现在还在顽固的坚持计划生育，究竟是为什么，辽宁省现在生育率估计在1以下，全面放开二胎也没几个人生，更何况是三胎？
老龄化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引进外来移民的声音逐渐增强。2018年3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的文章
《王辉耀：来华逐梦路更畅》，里面有这样的文字：
”尽管近几年外籍人士在华人数不断增加，但中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仍然显著。”
“据联合国统计，2013年我国外籍人士占总人口比例为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10.8%，低于3.2%的世界平均水平。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抓住了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时期，将有效推动国际人才流向中国。”
“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先后进入银发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外国人才，国际人才竞争加剧。中国踏上新征程，释放“移民红利”的时代将逐渐开启”
王辉耀还有很多文章，都在极力呼吁引进移民，他是国务院参事，有相当的影响力。
就此文而言，我国要是对标发达国家移民10.3%的平均水平，那不是要引进1.43亿移民？在王的文章里面，总是把移民，留学生和“国际人才”“红利”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全球人才是非常稀少的，全球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一百多名。
全球排名前2000位的高校，基本上包括了这个地球上最顶级的科学家，一个高校算300名一流科学家和教授，也才60万人。
全球排名前2000位的公司，一个公司200个技术领军人才和顶尖工程师，总共也才40万人，一个公司50个顶尖管理人才，总共也才10万人。
这三项相加，总共也才110万人，这基本就是全球一流人才的数量了，我国能引进多少？就算我国能引进20%，也才22万人，如果觉得这个标准太高，那么标准放宽十倍，220万人才也足够了。
以上数据可以说明，真正的人才，是极其稀少的，全球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前1%的顶尖科学家，全世界也就3000多人。
要是真的像王辉耀那样对标发达国家10.3%的比例，引进1.43亿移民，绝大多数都不会是什么人才，事实上，王自己在北美生活过，他应该很清楚美国八九千万黑人和墨西哥人，究竟是不是美国人中的先进者，是不是引领美国前进的主要力量。
今天写这篇文章，是系统性的讲下，我眼中中国存在的三类严重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国家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十几亿中国人日以继夜的辛苦工作，争抢教育资源，拼命工作还房贷，除了少数富人，大多数人，即使是年收入在发达国家都属于高收入的人群，也生活在无法停止的劳碌，在城市牢笼里面无止境的激烈竞争，用几十年的时间还贷款，最后却只能生活在几十平米狭小空间，即使经过不断的建设，终于把中国推进发达国家大门。
但是生活品质和居住空间远不如西方国家，同时在计划生育继续实行下，生育率低到不可承受水平，人口宗教和民族结构变化造成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增加，同时因为老龄化最终大量引进外国移民，幻想依靠“国际人才”和“移民红利”以摆脱老龄化困扰”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