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作的日子里，我关闭了朋友圈拒绝焦虑与内耗
在我还没有工作以前，我把微信当做一本可以分享的电子日记本，晒生活、晒心情、分享喜欢的歌，那时候我也没有分标签、设置几天可见的意识，我默认我的微信好友都是可以通过微信来形成对我的某种认识的。
今年，我裸辞了，这大大解放了我的微信，不再有来自工作消息的通知，我也不用再频繁地给文件传输助手发文件，我的微信又回归到了我最初下载使用时候的状态，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我已经不会把微信作为我的电子日记本了。
工作了两年多，微信好友比之前要多了很多，但大多是因为工作而添加的，第一份工作我是纯甲方的身份，加上公司规模大，有统一的办公软件，微信与工作并没有多少捆绑，那时候我也还能偶尔更新一下我的朋友圈。但我的第二份工作，是纯乙方业务，就像是外包的外包，微信成了与客户联系的唯一渠道，工作的第一周，我就被拉入了十几个微信群，添加了十几个所谓的负责人和主播，虽然知道这些好友并不会对我有多大的好奇，但出于一种自作多情式的自我保护，我开启了朋友圈仅三天可见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的设置也是有点多余了。在我就职于第二家公司期间，我已经不再更新我的朋友圈了，那段时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到点在各个工作群里发消息，随时随地回答客户的问题。
在我离职前的两周，我在北京工作的好友来上海找我玩，我便请了一天假，和我的leader说请假这件事时，他竟然问我那还能工作吗，那时候已经提了离职的我毫不犹豫地回复他不可以。尽管如此，我依旧在那天收到了来自的客户的问题，我也不得不在我朋友的“搀扶下”边走路边回复。这时候，比起讨厌这份工作，我更讨厌微信的存在，讨厌它以一种影响我谋生的状态存活在我的世界里。
很快，我就熬到了我离职的那天，在签完所有该签的字以后，我如释重负般地退出了所有微信工作群。
或许是因为裸辞吧，我没有休息，我不切实际地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月内找到新的工作。但很快一个月过去，我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就像找工作是我的每日日程一样，看看朋友圈也是我的每日日程之一，但不再工作后的朋友圈不再是我了解别人动态的渠道了，反而是我自我内耗的渠道了。
我对朋友圈变得敏感了，我本就是一个不怎么有趣的人，也没有多少爱好，要说有，看耽美小说算得上是一个爱好，但出于合群的需要，我从没有在朋友圈分享过关于耽美的一切。我看着朋友圈里关于旅游的分享，关于工作的分享，关于吐槽的分享……这些都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真是无趣啊，我是这么无聊的一个人吗？我怎么就混得这么糟糕呢？
逃避可耻但有用。为了不被这种情绪所影响，我开始尝试关闭朋友圈。就像是戒毒一样，开始的时候，我并没能完全地摆脱对朋友圈的依赖，我在早上关闭，又在睡觉前打开，指尖滑动，我的心情也随之起伏，在我关闭的这几个小时里，朋友圈里总有人在精彩地活着，在我睡前提醒我别人的生活都有趣又精彩呢。
后来，我试着拉长我关闭的时间，就像是完成工作任务一样，我在便利贴上写上朋友圈关闭两天，我期待着自己在两天后打下完成的标记。带着这种期待，我坚持了两天。划下代表完成的对钩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朋友圈，好在我的好友不算很多，两天的内容还不算多。
有趣的是，关闭朋友圈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有瓶颈期，在我坚持到三天不看之后，我发现我有些疲惫了，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但我是一个热衷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打卡的人，我连淘宝金币签到都不舍得中断，我就把关闭朋友圈这件事当成是一个打卡任务了，我继续坚持着。
意外的收获是不看朋友圈之后，我的生活反而没有那么碎片化了，我开始看《论语》，看之前买的书，重新学习PS，考了咖啡师，报了泰拳体验班，也会偶尔去一些咖啡店打卡。但这些我都没有在朋友圈分享，在我不看别人的朋友圈之后，我也没有了装点我的朋友圈的欲望。
到今天，我已经没有工作两个月了，我也成功戒掉了朋友圈，我还是会和我的微信好友聊天，但我不再关心他们的朋友圈分享了什么，我也不再羡慕朋友圈里的有趣生活，我坦然地接受我就是一个无趣的人，我自然地走向了朋友圈匿名化生存这一状态，或许我已经永久地进入了有些微信好友的“记忆黑名单”。
但这都不重要了，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了“拟剧论”，拟剧论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如戏剧，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每个或每群观众面前表现不同的自己。因此，人们在进入某种社会环境前，都会希望了解这一社会情境，以便更好地进行自我表演，即“角色扮演”。这些扮演行为又分为前台的和后台的，前台的表演行为是人们根据社会要求的规范做出的，而后台的行为更轻松，是更真实的自我呈现。
在我关闭了朋友圈以后，无论是前台的表演，还是后台的表演，都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在朋友圈进行角色扮演，也不需要羡慕别人的角色扮演了。如果我想要了解一个人，我会直接去联系他，约他出门面对面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