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以来，各地“幼升小”招生工作陆续开启，但多地拉响学位预警，这主要是“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高峰带来的滞后影响。然而，在高峰过来，入学人数又将下滑，需警惕未来的学位过剩问题。学位预警的背后是教学资源的不均衡发展，更多的学生涌向大城市或热点学校，应倾斜资源协助薄弱地区，均衡地区间教育资源。
首批“二孩”入学困难，多地拉响学位预警
今年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的“幼升小”招生工作陆续开启。
然而，广州、长春、北京、杭州等多地发出学位预警，表明学区生源数量超出了学校的接纳能力，有部分学生无法就近上小学。
这主要是新生人口在不同年份之间不均匀分布导致的。
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正式实施。此后两年，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高峰。
然而，政策实施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出生人口又加速下滑，从2017年的1723万下降到2022年的956万，并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在“全面二孩”政策发布的前后时间里，出生人口数量出现“短暂上升后加速下降”的趋势。
这将依次给各教育阶段带来“供不应求→供过于求”的失衡压力，犹如“过山车”。
首当其冲的是幼儿园，按照年龄推算，2016年最早出生的孩子2019年上幼儿园，2022年上小学，此后幼儿园就没那么多适龄儿童入园了，因此2022年幼儿园迎来首轮关停潮。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在园幼儿数量大幅减少，同比减少177.66万人，幼儿园数量减少5600所。
接下来就是小学教育阶段，今年将是拥挤大年，升小学的儿童将面临拥挤入学的局面。
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张立龙团队的学龄人口预测，2021-2035年间，中国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2029年、2032年达到峰值，之后进入快速减少阶段。
目前，多地已发布2023年小学学位预警。杭州市2023年预计小学新生将达到15万，超过2022年招生人数。广州市海珠区或有17所公办小学一年级学位供给紧张。长春市多所小学称生源数量已超出学校接纳能力。
其实，“全面二孩”政策所形成的入学高峰是小高峰，与若干年前的高峰相比仍然是较低的状态。
然而，现在各地的情况差异太大，且资源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加剧了大城市的入学困难问题，而中小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入学压力。
以杭州为例，杭州的小学录取有先后顺位，俗称“一表生”“二表生”“三表生”“四表生”。
“一表生”是学生与父母同户、同住在本小学学区内，“二表生”是户口在本小学学区内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三表生”是有本市常住户口但不在本小学学区内，“四表生”则是无本市常住户口的借读生。
以前一表生、二表生都能正常升小学，三表生部分被分流，但今年二表生都可能被调剂。
家长多数秉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尽己所能为孩子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
在内卷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家庭涌入大城市，而全面二孩令适龄儿童的数量激增，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入学人数“过山车”，未来将出现学位过剩
为了应对学位紧缺、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部分地区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例如，2023年北京将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天津新增2.2万个，福州新增5000个，厦门新增5.9万个。
面对短期内激增的入校人数，学校可能会建立分校，提前招聘教师，扩大班级容量，减少功能性和休闲性空间用于扩建教室和办公室。
然而，新生儿的数量在2018年之后就迅速减少，出生率也不断下降。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2016年末为9.32‰，到2022年末仅有5.67‰。
在当下新增学位之后，过山车式的入学人数将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未来出现的学位过剩问题？
其实，北京、天津、福州、厦门等多个城市，2023年新增学位计划是比较保守的。
具体而言，北京市2023年计划数比2022年计划数少9.09%，天津市少33%，福州市少50%，厦门市少26%。
这也是因为地方担心新建学校和增加学位之后，又马上出现适龄学生减少的情况，造成资源浪费问题。而且，地方在解决义务教育学位问题的同时，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
根据教育部等三部门发布的数据，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01%，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这也是2012年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首次超4%以来最低的一年。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2022年6月指出，目前各地财政普遍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在增加教育投入方面有较大困难，部分省份未能落实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甚至存在缓拨、欠拨、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现象。
“两个只增不减”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新增学位计划数同比减少，不仅给实际增加留出弹性空间，也体现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下，地方面临的教育投入压力较大。
如何合理投入和规划教育资源，涉及到学校的效能安排、人员的更迭、是否招聘新教师等问题，这将是当地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当前合适的办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购买民办学校的学位，也就是学生在民办学校就读，但所需学费部分或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
这并不违反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还可探索义务教育多元办学模式，并减缓新建公办学校带来的资金压力。
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在施行了。例如，上海市从2022年秋季入学开始，将35所民办小学、52所民办中学纳入了“政府购买学位”。
第二种是推进“小校小班”建设，利用出生人口下降的契机实行小班化教学，从原来每班45人调整为30或者25人，以此类推。
这不但能提高教学质量，还能为出生人口变化留下“弹性空间”，在人口增加年份可以适度扩大班额。
教育资源不均衡，“城挤村空”现象明显
目前的义务教育学位是足够的，但教育资源呈现出城乡差距明显、热点学校虹吸等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城镇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中，大量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
随着人口的迁移，大城市的适龄入学学生数量暴增，而农村乡镇更多的是“空心学校”。
尽管在“两个只增不减”的指导下，教育投入不断加大，但农村的学生仍然越来越少，这背后是乡村人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
大部分家长在有能力的情况都希望孩子上一个相对较好的学校，小学学位预警的背后也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的。
“上学”问题基本能解决，“上好学”却有一定难度。
因此，未来生源减少将对中下水平的学校造成较大冲击，越来越多乡镇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城区里的学校读书，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基本不缺乏生源。
除了城乡之外，不同区域之间也有明显的“马太效应”。
根据任泽平团队的一项数据，2010年～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2.53%、-0.15%、0.09%、-2.22%。
通常来说，小学生由于身体和智力的限制，是跟随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完成教育。因此，小学生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的迁移趋势和出生人口的区域情况。
当然，解决优质教育问题，不是单单家庭迁移就能完成的，学校往往是绑定户口和房产的排位来优先录取，所以很多家长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要么按照户口情况就近入学，要么为追求热点学校购买高价学区房，为孩子赢在起跑线花上一大笔购房费用。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还体现在教师数量和质量上。
乡镇或农村地区的教师数量较少，学历水平也一般，而大城市的教师学历水平甚至卷到清北本硕，曾几何时，深圳教师也是不少应届生的理想去向。
大城市的师资短缺主要体现在结构性，音乐、体育、思政、劳动等学科的教师短缺。
例如，天津市和平区今年1月为解决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问题，储备了思政课教师800余名，全部具备本科学历。
广州市教育局近日表示，当地学校对体育、美育、科技等学科老师的需求量大增，自2020年以来全市持续招聘紧缺学科在编教师。
然而，在师资紧缺过后，预期下滑的未来入学人数，也将相应影响教师的需求量，这发生在中下水平学校的概率更高。
部分乡镇小学指出，目前学校正以每年20%的比例减少代课老师，如果学生数量太少，可能一个教室同时上两个班级的课。
此外，即使是有编制的教师，未来也有可能要实行“县管校聘”，在公办教学的市场中，教师将远远供大于求。
综合以上分析，出生人口波动带来的短期影响主要是各教育阶段的入学困难，为此地方和学校需要临时补充学位、教室、教师等资源；长期将造成这些资源的闲置浪费和不稳定性。
这些影响的背后反映了教育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校际差异、人口大规模迁移等问题。
小学在校生周期性波动，做好资源的提前布局
从整体来看，“全面二孩”影响下的小学学位预警属于短期的波动，长期趋势仍与人口变动紧密相关。
最近20多年来，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
第一个大周期开始于上世纪末，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减少，小学在校生人数处于一个长达十几年的负增长周期，一直延续到2013年。
具体来看，从2002年到2013年，小学在校生人数跌破1亿人，其中2012年减少超过0.3亿人。
第二个大周期开始于2014年，小学在校生人数恢复增长，直到2021年的这8年间都保持了正增长。
在这期间，小学在校生人数的增速处于先增后减，2021年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1.08亿人。
然而，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小学在校生1.07亿人，同比减少约100万人，小学在校生人数又开始进入负增长周期。
这似乎与2023年小学学位预警的现象有所矛盾？其实并不矛盾。
现下的小学学位预警来自2016和2017年政策刺激下的出生人口短期波动。
未来小学招生无疑受到过去出生人口的影响，而出生人口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
而且，目前义务教育的学位供给是足够的，从总量上来看，可以满足适龄儿童的上学问题。
但是，义务教育的学校质量是不均衡的，从结构上看，热点学校的学位数量和生源数量在短期内存在供给缺口。
大城市短期内的重点工作仍是增加小学学位供给。而农村的义务教育需要更多的资源倾斜，打造优质的教育服务，均衡发展各地区的教育资源。
在财政方面，我国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2022年中央财政安排“十四五”国家基础教育重大项目计划资金共计605亿元，用于支持引导各地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资金为300亿元，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在师资方面，我国教师培养补充力度不断加大。2021年起，实施“优师计划”，“定向培养、定向就业”，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本科师范生。2022年招收11418人，同比增长19.8%。
除了区域性的支持和协调，对于随迁子女也提供义务教育支持。202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达95.2%，同比提高了4.3个百分点。
从学校自身层面出发，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充分利用学位需求错峰增长的特点，实行弹性班额，在新生增加年份适度扩大班额，新生下降年份适度缩小班额。其次可以通过教师交流轮岗等措施缓解短期内学位紧张的问题。
关键的一点在于科学论证学龄人口流动的持续性，谨慎规划新建校，防止少子化出现学位过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