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的病危通知书，写着“最终预后差，人财两空”
2月28日至今，汪冰每天都会接到丈夫的病危通知书。那些医疗术语很陌生，但最后一行字，让双手一次又一次地发抖：“病程中随时可能呼吸心跳骤停死亡，最终预后差，人财两空。”
那是连续不断地，宣判她与丈夫永别。
2月16日早上，丈夫方立强出现身体不适，病态的黄色从眼球、面部蔓延至全身。早在6年前，他曾患过这种名为“黄疸肝炎”的疾病，简单住院10天后即康复出院。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而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武汉的医疗资源悉数倾斜，丈夫从轻症一步步拖到病危。
汪冰忘不掉丈夫彻底昏迷前的那一夜，四肢被绑在病床上，靠着潜意识彻夜痛呼，直至凌晨两点彻底失去意识。她守了一整夜，抱着丈夫的头在耳边细语：“老公，等天亮了，我就送你去做手术，病就好啦。”
大半个月里，汪冰寻遍武汉各大医院，曾在围挡的缝隙中，看到过那些有能力收治丈夫的医院大楼，一次次试图入院却被拒之门外。或者，是面对那些因为过道里躺着危重患者，而无暇顾及的医生。
几天前，丈夫失去最后的求生机会，现在只能等待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汪冰说，她理解疫情期间的医疗部署，只是希望丈夫能在这些夹缝中，够得着一条生路。以下为汪冰的讲述——
『难忘的浪漫』
我们的家住在三环外的花山碧桂园，武汉封城时，小区也随之封闭。平时丈夫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宅家这段时间，是我们难得的欢聚时光。
我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是十九冶职工，三年前我们搬进这个小区，新房比以住的老城区小房大了差不多一倍，周围环境优美。房贷很高，他的工资除去房贷勉强能应付生活，不过女儿乖巧懂事，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也算得上平凡而幸福吧。
发病之前，丈夫天天在家陪女儿，我一边做家务，看着他们在一起跳绳、跑步，从卧室玩到客厅又玩到厨房。女儿跳得很好，丈夫跳的时候，她总喜欢抱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爸爸四肢不协调”。
他是个不懂浪漫的男人。但有一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时，他突然把头伸到我耳边，我们用美颜拍了张自拍照。这段时间，他还总帮我做家务，怕我累着……这些事情让我觉得浪漫极了。
↑方立强与汪冰
我们是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他的同事都说他很实在，为人正直、善良，是个热心肠，所以人缘很好。2007年，我们在同为29岁的年龄相恋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他一直在十九冶，干工程预算方面的活，这么多年来，哪里有项目，他就往哪里跑，经常加班到深夜。虽然干了这么多年，但因为文凭不高，一直在基层，属于那种要实地干活的人。
2014年，丈夫在山东青岛一个叫泊里镇的地方做项目。有一天，他眼球、脸上发黄，但还是跑去上班，被领导和同事看见了，就让他赶快去看医生，被检查出“黄疸肝炎”。还好，当时没有大问题，在胶南市人民医院简单住院治疗后，10天即康复出院。
今年2月16日，武汉刚下过一场大雪，早上起床，他又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病态的黄色从眼球、面部蔓延至全身，我第一反应就是跟上次一样的黄疸，赶紧想办法让他去医院。这时候他还说：“没那么黄，而且现在这样能出去吗？染上了新冠病毒，我们一家都完了。”我就拿镜子给他照了照，家里没有药，他必须去医院。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现在到医院看病会那么难。
『辗转求医路』
我们所在的社区已经全封闭式管理，刚开始每周可以选一个人出去买两次生活用品，后来变成一次。再后来由社区代购，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在社区门口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要逐级上报，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却告诉我医院都不能去，因为现在大部分医院都在疫情中被征用，只能先去社区医院看看。他们说，“这是政策，不能跨级，现在各大医院也没有办法收治。”之后每次出社区，我们都要折腾很久。
社区医生开了护肝的药，服用两天后不见好转，我们到处联系医院，但电话很难打通。我就想，直接找个医院看看吧，又在社区门口苦苦等待一个多小时，逐级上报后，社区交给我一张通行证。这个证不能跨城区使用，但我们没有管这么多，就直接往湖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赶去。
那天丈夫自己开的车，他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很差。因为怕感染，我们戴了口罩和塑料手套，用雨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没有护目镜，就用塑料袋把头罩着，只戳了两个小洞出气。
赶到省人民医院，我看到了非常惊讶的一幕：急诊科的门口，等候室的椅子上，过道的地上，来来回回的担架上，到处躺着病人。
这时候不能直接挂号，要去分诊台咨询，但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一个分诊医生来跟我谈。医生们实在是太忙碌了，他们只能先抢救更危重的病人。
湖北省人民医院附近，还有一家中部战区医院，我们终于在这里挂到消化内科的号。好像是因为肝病科的医生都被征用到了抗疫一线，当天做了一些检查，两天后，医生拿着结果告诉们，甲乙丙丁戊肝都不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黄疸，他判断不出来，因为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医生说，同济医院有肝病研究所，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这期间丈夫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我独自赶去同济医院的急诊科。同济的情况和省人民医院一模一样，人满为患。
看到有个急诊室，我就直接进去了，边哭边说丈夫的情况。医生非常忙，语速很快地告诉我，这里第一没有药，第二没有床位，第三搞肝病的感染科都在搞新冠，急诊科没有能力收治。我想，这个医生心里应该也很遗憾，但他表示遗憾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太多太多了，无暇顾及。
当天回家后，我非常失望和无助，发动亲戚朋友们一起打电话，找市长热线、卫健局、各种医疗求助热线……电话里有人回复我们，但到最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因为找不到大医院，这期间我们还看过一次中医诊所，捡了5副药。服用时，丈夫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停药后便继续恶化。我又去找那个中医师拿药，他说现在物流很困难，进货很慢，药房里已经配不齐需要的药材。
武汉的大医院现在不能看病，这是非常时期我很理解。但我想，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让我们去四川成都看病，因为十九冶的总部在四川，丈夫的医保也在四川。可惜“武汉返京的黄女士”事件，搅动了人们的神经，协调很久后依然无法成行，没有人敢为我们担保。平时出社区都难，现在是插着翅膀也离不开武汉。
『病危通知书』
2月28日，因看到普仁医院发布可住院信息，我丈夫终于被该院收治。就在我以为终于等到希望的时候，当天就收到医院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即告知其医院条件有限，要求我们尽快转院至大医院治疗。
我们再次联系同济、协和、中南、省中医等各大医院，得到否定回复后，只能继续留在普仁医院治疗。此前去中南医院的时候，我连门都没有进去，只在围挡的缝隙中瞧了一眼，门卫说，这里是定点医院，不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
↑方立强住进普仁医院当天就收到病危通知书
在普仁医院经过诊疗、输液，病情并未好转，肝功能持续破坏。每天我都会收到一次病危通知书，那些医疗术语很陌生，但最后一行字，让双手一次又一次地发抖：“病程中随时可能呼吸心跳骤停死亡，最终预后差，人财两空。”
3月6日，丈夫的病情已经发展至危重，意识恍惚，在病床上疯狂的挣扎，我们只能把他的四肢都绑起来。那天晚上，他靠着潜意识彻夜痛呼，不断地喊着“我好痛啊！”一直喊到凌晨两点彻底失去意识。我一直在病床边陪着他，抱着他的头在他耳边细语：“老公，等天亮了我就送你去做手术，病就好啦。”那是一句谎话，麻木的安抚，太残忍了，从未见过他这么痛苦过。我止不住地流泪，惶恐无助，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也快晕倒了。在我们和普仁医院多次协调下，从3月7日到现在，医生对丈夫进行了两次血浆置换和一次人工肝手术，症状往往在稍微好转后，又急剧恶化。3月9日，丈夫被送进ICU续命，本来已经绝望的我们在3月10日收到一个好消息，丈夫经过插管治疗后有所好转，但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请我们速速联系协和或者同济医院安排转院事宜，以求一线生机。3月11日，我们联系到协和医院的肝病科教授，得知肝病科已经开始接诊，但转院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肝病科教授都在一线抗疫，不能参加会诊；即使会诊后得出结论同意转院，还需要在过渡病房观察两天以排除新冠肺炎，然而过渡病房只有基础治疗条件，丈夫无法坚持两天。
↑3月11日，汪冰咨询同济医院一名教授，被告知“还是不常规收”
最要紧的是，急需AB阳性血型肝源以尽快安排换肝手术。教授告诉我，肝源往往来自车祸遇难者。但疫情期间，武汉的街上车都没有几辆，哪来遇难者？
『最后的期盼』
3天前我们得知，即使可以转院，结果也不会改变，丈夫的心率经常高达140、150。医生对我说的话很直接，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已经完全没得救了。
进ICU之前，我曾把女儿接过来见最后一面，她抱着爸爸喊：“爸爸你快好起来，爸爸你要勇敢。”我不敢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因为女儿太需要父爱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置。我也太爱我的丈夫了，从认识到现在，他从未嫌弃过我，从未对我说过一句狠话，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好的人。
↑方立强与女儿
丈夫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发展为肝衰竭临终状态。值此武汉疫情期间，我能够理解当下的医疗部署，只是希望丈夫能在这些夹缝中，够得着一条生路。我们还想感谢这期间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感谢十九冶的同事和领导，感谢你们为我们奔走和筹款。
只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待破解的救治困境
事实上，汪冰夫妇的遭遇并非孤例，红星新闻记者发现，疫情特殊时期，已有多名非新冠患者面临救治困境。
据公开资料，《环球时报》《人物》《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曾先后报道，由于交通封锁、物流不畅、医院被征用、医生被调走等种种问题出现，波及到疫情背后的透析患者、癌症患者、心梗患者、孕妇等群体。
据《环球时报》报道，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章芹，其父亲是一位多年的尿毒症患者，此前每周都要前往武昌医院进行3次肾透析。但因疫情影响，其父亲找不到能进行肾透析的医院，只能被送回家中独自养病，最终撒手人寰。
《人物》报道了数名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困境。例如罹患恶性嗜铬细胞瘤武汉市民严丽，因为放疗中心在疫情中开放时间一拖再拖，接着肿瘤中心又被征用，医生纷纷赶赴抗疫前线，只能无奈地停止治疗。她像很多非新冠肺炎患者一样，尝试赴省外就医，但离汉通道越收越紧。2月21日，严丽在政府协调下住进普仁医院，她依然盼望封锁能够解除，去北京接受更超前的治疗方案。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按照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的估算，正常情况下，他所在的医院一年接待急诊患者12万人，其中有10%~20%是需要抢救的患者。但疫情期间抢救量大概是正常状态的的1/3，其中还包括新冠肺炎引起的急救。相比往年，减少的2/3急需抢救患者去哪了？除了因封城而减少的交通意外等因素，没人知道答案。
这还只是一家医院的数据，数字背后是生命岌岌可危的病人。记者分别向武汉市疾控中心及卫健委、汉江区市民热线、洪山区以及东西湖区疾控中心及卫健委咨询非新冠肺炎患者求诊途径，均没有明确回复。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武汉多家医院、机构提供网上诊疗服务，方立强就使用过这样的服务。例如自1月26日小程序“健康武汉”上线以来，其日均为市民在线问诊8千余次，最高峰日达1万余人次。但隔着网络，很难替代庞大的入院治疗需求。
这些困境，随着疫情受控以及肺炎与疑似病人“应收尽收”政策的落实，逐渐好转。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月16日起，武汉市卫健委陆续公布了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医院名单。2月21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据《人物》报道，新措施出台后，依然需要时间去磨合。
新措施目前落实到什么程度？红星新闻记者分别咨询了湖北省政务服务网热线、武汉市长专线、武汉市卫健委卫生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符合各地区治疗要求的非新冠肺炎患者诊治通道“慢慢开始变好了”，根据相关文件，目前已恢复大部分门诊，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住进去，需要达到医院具体的收治标准。对于具体的恢复比例，工作人员表示“无法回答”“没有详细数据，主要处理求助”“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