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投资体制的改革源于养老保险惊人的贬值速度。根据此前郑秉文公开的一组数据，以银行存款为主的投资体制下，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获得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但在过去的11年间，中国年均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47%，据此推算，损失约6000亿元。
这样的损失与未来中国老年人口增加带给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相叠加，使决策者必须正视养老金本身的运作问题。
风险与收益的矛盾
反对者所持的核心观点是，养老基金投资渠道一旦拓宽，其风险将威胁基金安全。
在广东省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运行之前，养老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根据国家审计署今年8月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2011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形态分布看，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其他形式分别占31.37%、63.65%和4.98%。
郑秉文称，这些结余中，真正持有的国债才不到1%。“原因是买不到国债，如果确立了多元化投资体制，改革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就要满足社保基金的购买，起码可以达到收益率5%，不至于是现在的2%。”
另外一个渠道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对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试点的那些省份，有些省份的将中央财政补助的部分委托给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
其中，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局长林白桦12月17日透露，广东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营的1000亿已在三个月前到位，主要是一些地区的个人账户结余。
林说，广东此次委托的投资收益，与个人账户做实委托基金理事会投资的方法一样，“搞基本的投资回报率，另外收益进行比例分成。”林亦坦言，尝试刚刚开始，尚未能看到效果。
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如何选择，金维刚认为，在资本市场和基金投资之间应当形成一道防火墙，“这就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必要的政策措施。”
“如何设置投资比例，”郑秉文说，“这既涉及到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还取决于文化传统和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