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凌晨，青年导演、作家胡迁在其住所用一根白绳自缢身亡。
胡迁，还有一岁便到而立之年的职业导演、“业余”作家。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大裂》、《牛蛙》是他在拍摄电影间隙创作的小说，前者曾使他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
事发后，《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了胡迁的死亡。
10月13日下午，胡迁的朋友章鑫在微博撰文《胡迁，我惠存这重击》缅怀他。
章鑫写：“我要是前两天回来时给他打个电话就好了。跟他约顿酒，他好歹应该会等我几天。”
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胡迁之死事件发酵，一些网友开始追问。
根据网络上的资料，胡迁是一位不得志的导演。
他经历三次高考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第二次高考后，他在家乡一所“课程很水”的艺校度过了四个月。那时的胡迁每天去网吧看电影，“用两个通宵看完基耶的《十诫》，一天看五部，用一天看完《红白蓝》三部曲”。
他在生前的最后时间踌躇于自编自导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他与制片方因为这部影片的剪辑、署名等问题产生了矛盾，他坚持采用3小时50分钟的影片版本。而矛盾演化的结果是，“他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没有得到任何费用”。
今年9月30日，胡迁在微博这样写着：“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
阅读关于胡迁死亡的报道后， 我脑中浮现出林奕含轻柔的形象，和阴雨一样的胡迁形成反差。
脑海中还有很多其它的名字，他们属于和胡迁一样早逝的文艺创作者。残酷地，这些文艺创作者都因为悲剧收场，而被更多地关注。不禁去想：他们的早逝，可能是由哪些共同原因导致的呢？
1、去质疑，还是从众？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好的文艺创作者，比常人拥有更加敏感的对世界的感知。他们辛勤地体味着生活的细节，用头脑将世界这个巨大的柠檬处理、压榨成汁液，以创作出撼动人心的作品。
传播学者佩蒂、卡西奥姆用“精心”来形容人在思考信息时所达到的用心程度。用推理、概括等节省心力的方法对外界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被传播学称为 “启发式处理”。与之相对的是“系统处理”，其表现为人对信息尽心钻研，而非用人云亦云、以偏概全等办法来节省脑力。
我们可以将文艺创作者理解为进行了更多“系统处理”的人，更加辛苦的是——他们处理的不是逻辑可解的东西，而是爱，是美，是人性深处的恶，是一切无形但确切存在的、让人类永远为之激动的东西。
这样的“处理”是一种自我挑战，它要求人挖掘内心深处的秘密，握紧身边转瞬即逝的纯洁和伪善。它是一种自我的暴露，是对感受力的无限扩张。
因为文学、艺术没有绝对的逻辑可讲，也因为创作者们对精神世界的高度要求，他们容易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否定。《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便形容王小波在1996年后，“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
王小波：“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然而，文艺创作者也不甘心停止这样去暴露、感知。他们宁愿陷入矛盾也要保持质疑，而不是减少思考，用“人云亦云”换取思维上的轻松。
胡迁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讲道：“即便到四五十岁也应该继续质疑存在本身。质疑会让人保持清醒。”“我身边接触到的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已经用丹田看透世界，四五十岁的人得道成仙，他们轻松概括世间的一切事物，其实能懂什么呢？”
胡迁就这样保持着对生活的质疑，和黑洞对峙着。他的生前采访暗示其写作的过程是一场“献祭”。
胡迁通过《大裂》质问：“我们还要被伤害多久？”
那么林奕含呢？她又何尝不是在用文字呕出自己心路的过程中，在撕开自己过往的伤口给人们看的过程中，在质疑社会、人性并苦苦哀求一个答案的过程中——被内心与日俱增的痛苦吞噬了。
章鑫在微博里放出胡迁写作的剧本台词，里面有这样一段：
“太阳啊，您高高在上，请饶了我好吗?请让另一种东西，一种不痛苦的东西，眷顾眼前好吗？即便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文不名，但请不要让我随时都可以被消解掉好吗?”
好的文艺创作是创作者的磨石淬火。我们要求创作者们淬炼出绝美的火焰，但谁又愿意帮他们抵抗被消解的悲剧呢？
2、去任性，还是“成熟”？
一些知乎网友表达了类似这样的观点——当下追逐短期利益的商品社会如洪水猛兽，它吞噬了真正优秀、独立的文艺作品，是胡迁之死的元凶。
难以否认，媒介的商品化使其生产的内容越来越满足于瞬间可得的乐趣、感官的刺激，以谋求更大的利益。技术的发展又使世界充斥着瞬息万变的、爆炸的信息。
我们有时一觉醒来，会害怕自己在一夜之间已经被淘汰了，于是我们飞快地抓起手机浏览上面的资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总是想要紧紧抓住什么，但又似乎什么都抓不到。
娱乐化、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当然不是最适合孕育沉静的文艺作品的土壤。人们的注意力太容易被能更快促进多巴胺分泌的事物分散掉。
胡迁和导演王小帅
但是，沉静、独立的文艺作品有无可能在任何时代，都相对更难被人赏识呢？
因为首先，它满足的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其次，它是人类社会里“不动”的部分，“动”的是证券指数、是房价、是升级换代的医保政策……文艺作品不是“弄潮儿”，它无法从根本上改进社会局势，也无法使人瞬间获得娱乐，所以它很难成为供不应求的必需品。
胡迁为了内心的标准坚持《大象席地而坐》3小时50分钟的剪辑版本，为此不惜和制片方闹翻，最后两手空空。你可以感叹他“不懂事”，就像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着》所写： “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但是，一定要那样成熟吗？任性的结果就必须是悲剧吗？这究竟是胡迁的不懂事，还是文艺土壤的不包容呢？
大家都无比成熟后，想要守望麦田的人又该去向何方？
梵高画笔下的麦田，他是那个时代的麦田守望者吗？
3、只是媒介构造的产物？
当然，文艺创作者们的早逝还有其它原因——我会产生“文艺创作者总是英年早逝”这个判断，可能是选择性注意的结果。
选择性注意，指人们倾向于注意信息中与自己既有态度、观点一致的部分。也就是说，因为我先有了继定的观点，所以会尤其关注早逝的文艺创作者的消息，同时忽略了非文艺创作者们的类似新闻。这样，我便强化了自己“早逝的文艺创作者非常多”的观点。
胡迁的朋友章鑫微博里的照片：三月，胡迁在《大象席地而坐》片场等光
同样地，也可以推导出，因为新闻“把关人”们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死亡讯息有更多的报道意愿，所以类似资讯能够更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我们又渐渐模糊了媒介构造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别，所以有了如上判断。
在文章的最后，表达对胡迁家人、朋友的安慰，希望他们能渡过这一段难熬的时间。
更希望长期沉浸在苦闷中的人，能关注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或者，尝试与自己喜欢的人们建立更多联系，这些或许能带来不一样的结局。
原标题：青年导演胡迁自杀 | 要多“成熟”，才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