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67条人命,杨新海被媒体称为“连环杀手”。
8年前,我到正阳县回访杨家,本来想挖掘杨新海何以成为中国当代第一连环杀人狂,但采访两天下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无解。媒体不能、也没有能力为一些问题寻找闭合性答案。
以杀人狂的长成史为例,有内因和外因,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有必然和偶发,甚至大脑结构和某些激素的异常,都会成为绕不开却含混杂糅的要素。而媒体,只能报道我们确信又可确证的内容。
8年前,杨俊官的身体状况非常之差,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和妻子这辈子都没享过什么福,又什么罪都受过,这一生可以称得上一场噩梦,同样没地方叫屈。
命运最可怕处可能不在于无常,而在于通晓一切大道理后的无助。倘若杨家当年家境能好那么一点,无师自通绘画的杨新海能考个美术生啥的,正阳县就会多一位聪慧的美术老师,少一个嗜血的死刑犯。
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杨新海父母在自家两间小房的住所。本报记者秦斌摄
【人物档案】
据警方的调查,杨新海于1999年至2003年间,流窜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作案20余起,杀死67人,强奸23人。2004年2月14日,杨新海被执行死刑。
杨俊官杨新海之父,74岁,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村民。
从杨俊官家到镇上的路不长,五六里地,非常难走。
没修几年的村村通公路上,坑坑洼洼。摩托车在路上一直乱蹦跶。
杨俊官死死抱着前座上的二儿子。他几乎不出村,出村就为看病。
他攥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X光片。医生看了片子,有说是肺结核的,也有的说是肺气肿。杨俊官相信自己两种病都有。
他的身体,比X光显示的更糟,除了肺病,还有气管炎、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每到夜晚,这位74岁的河南老农就在病痛中挣扎,直到天亮。
而对过去日子和人的回忆,就像胸腔里爆裂般的疼痛一样,一旦发作,再难赶走。
杨俊官最痛心的,是被枪毙的三儿子———杨新海。
十五岁,父亲被枪毙
在杨家,杨新海并不是第一个被政府枪毙的人。
第一个被枪毙的,是杨新海的爷爷,也就是杨俊官的父亲。
杨俊官拒绝说出那个让他想来发抖的名字。他只知道,父亲在“八路军来以前”,为乡里做保长。
他说的“八路军来了”指的是解放。1949年,正阳县解放后,杨俊官的父亲很快被抓了起来。在一个民怨沸腾的早上,和乡里的地主恶霸一起,在离杨陶庄不远的汝南埠街上被公审公判后处决。
当时,15岁的杨俊官和母亲、姐姐躲在家里,大气不敢出。不到一个月,他的母亲也在惊惧中逝去。
杨俊官说父亲没做过什么坏事。乡邻并不这么认为。同庄一位陶姓老者回忆,杨父一直帮国民党抓壮丁,很多人有去无回,“这是断子绝孙的买卖”。
父母双亡后,杨俊官跟姐姐相依为命,饥饿、贫困和白眼贯穿了他的少年时代。他说一辈子没跟人拌过嘴、打过架,“我这样子,能活一天就算一天,跟别人斗气,不沾弦呀……”
他从不买日历,他记忆里也少有时间的概念。甚至,哪一年结婚的,也忘了,只记得20岁左右。
跟他这个四类分子后代结婚的,是邻村的姑娘张小云。小云是乳名,她没大名,跟了杨俊官后,就叫杨张氏。
老了的张小云谈起身世,开始哭,说命苦呀,哭到最后,瘦小的身子蜷缩在花生垛上睡着了。
她的父亲是个会赶大牛车的好掌鞭,那可是个技术活儿,做长工的话,可以比别人多吃一个荷包蛋。一次赶车到半路,他双腿被车齐刷刷撞断,哭叫中死去。
一直靠向亲戚邻居乞食的张小云以为,嫁给老实巴交的杨俊官,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而好日子还没怎么感觉到,她和杨俊官已老了。
“一辈子没吃过青菜”
10月16日,二儿子杨新河骑着摩托车,带着杨俊官到县城看了病。
下午带着X光片的纸袋回来,袋里还装着237元的医疗费票据。
杨俊官很心疼,“不是老二非要带我,我才不去呢。”他的理由很简单:肺结核既然不能治好,就没必要再治,费钱。
他浑身尘土,上身是一件20年前买的中山装,裤子是儿子淘汰的,穿在他的细腿上,空空荡荡。旧布鞋鞋帮低,没遮住布满灰痂的双脚,即使在寒冬,他也很少舍得买袜子。
即使是跟儿子说话,他也习惯性地低着头,声音细而缓慢,大部分发话都以“咱不中”、“不沾弦”、“你说咋办?”等收尾。
他不能清楚地分辨哪些日子最苦。他还记得1959年,大饥荒,饿得锄头都扛不动。那时庄里常死人,活人也没力气埋人,尸体直接丢在红薯窖里。
他全身浮肿,一按一个窝,估摸着自己快要死了。这时,一群大雁飞过头顶,落在村边一块荒地里。能吃的野菜和野草都被人挖光了,大雁在干啥呢?
杨俊官挣扎着过去,大雁受惊飞走,地上留着一摊摊粪便。他扒开来,看到了尚未消化的粮食和草籽。
他吃了,浮肿消了不少。
张小云说起身世,趴在花生垛上哭泣。本报记者秦斌摄
49年后,他眯眼看着秋高气爽的天空,“你说,现在咋不见有大雁了呢?”
他觉得人能吃上白馒头就是天大的幸运。他说他从小不吃青菜,也少有机会吃肉。儿子杨新河说他想省钱,他不承认,“我就是不想吃”。
“大跃进”后,因不吃青菜的特点,他被村干部选去照料菜园。“别人去看,队长都不放心,我去看,谁都不说闲话。”
张小云在节俭上丝毫不亚于杨俊官。儿女们形容张小云的可怜,就一句话,“吃了一辈子剩饭”。
当第一顿饭剩下后,张小云保存到下一顿吃,下一顿饭往往又剩,周而复始,她就一直在吃剩饭。
吃窝头,吃剩饭,这对夫妻还是生下四男两女。在那时的河南农村,这并不鲜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小土坯坷垃建成的房子里。
六个孩子的命运,只能像村外的庄稼,听天由命。
曾经最爱三儿新海
六个孩子中,张小云最喜欢生于1969年的新海,他在儿女中最聪明,儿时又“柔弱得跟个女娃儿似的”。
在村民零散斑驳的记忆中,杨新海小时乖巧听话,腼腆。他放学放假回村,见到老人,会站到路边问候几句。乡亲们也喜欢找他玩耍。
他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还画得一手好画。村人判断画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像不像”。
村民王嫂还记得,那时,一到岁末,杨新海家总挤满求画的人。杨新海善画虎,上山虎、下山虎的体态分别,他说来头头是道,让众人颇为叹服。
对于杨俊官来说,儿子受人崇拜,他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在杨家,从来没人如此为别人所需要。甚至,杨新海落网后,杨俊官向来访记者提到最多的,还是“他画啥像啥”。
能在粗糙的白纸上画几只好看的老虎,并没有改变杨新海的命运。
杨家不是不注重教育,解放前,杨俊官的小富农父亲还不忘一年耗好几斗粮食,送他去附近大户人家办的国民小学读书。至今,古稀之年的杨俊官提起毛笔,还能很流利地写自己的名字,笔画遒劲。
当有了儿女后,农民杨俊官最大的理想,是将他们拉扯大。
而对子女的教育,杨俊官采取了自生自灭的方式,6个孩子只有杨新海读到高中。他从小读书认字,上小学报名,老师看他识很多字,让他直接从二年级读。这让杨俊官引以为豪。
但生活仍是窘迫。被抓后的杨新海曾告诉媒体,他很感谢管教给他买了两身新衣服,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事实上,也包括他的父母。
杨俊官说,新海小时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哥哥淘汰给他。
在十四五岁时,杨新海升入十八里外的油坊店乡高中。学校的伙食他吃不起。在一个堂姐家过道里,杨俊官给他支了个小煤炉,每月送粮送咸菜,让他自己做饭吃。
杨俊官知道儿子很憋屈,但他表示无能为力。在杨新海两年半的高中生活中,家里很少给他钱。他的学杂费和书本,大部分来自老师资助,他的成绩也大不如前。
这一切,都是杨俊官没重视,或无暇重视的。他难以理解儿子有饭吃,还会觉得“没脸在学校呆”。
杨俊官承认,他曾因为钱的问题,跟上学的儿子吵过嘴。回忆起来,他一再说,“日子苦呀,家里也是没办法……”
他几乎没有教过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他的眼中,命运就像是一只鼻子特灵的狗,你无论钻到哪儿,它都能找到你,咬上你几口,“不认命?那你说咋办?”
杨新海选择了“认命”。1985年春天,高三下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他捎信给父亲,说粮食没了。当杨俊官用架子车拉着几袋粮食到学校后,却发现儿子已于一周前出走,去向不明。
“这是谁的骨灰?”
一个多月后,杨俊官得知,老三原来跑到了老二打工的地方,河南焦作。
老二在煤矿一天挖8个小时煤,收入7毛钱,这在老三看来是笔不小的收入。
杨新海试着在煤矿上帮工,在杨新河看来,“那可能是老三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每到收工时,工友们总是吆喝杨新海来两句,他就在人群中放声高歌。
但几个月后,杨新海又离开了哥哥。一年后,他写信说到了太原。杨俊官奔波数天,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找到了儿子,叮嘱他“好好干”。
“他使劲点头。”杨俊官说,“走的时候,爷俩哭得可厉害。”
那是杨新海最后一次跟家人交心。之后,他南下北上,干过不少工作,被拘留、劳教和判刑,家人也只稍微听他说过片言只语。
据媒体报道,杨新海第一次被劳教,是1988年在西安,期限两年;放出来刚一年,他又因扒窃在石家庄被劳教一年;1996年,他又因强奸未遂,在河南被判5年徒刑。
杨新河到新郑的监狱去,叮嘱他好好改造,“他也应承下来,不过情绪有点冷”。这是哥俩最后一次见面。
杨新海被押上法庭。图片来源网络
之前,杨新海曾回乡几次,短暂居留。他曾买来卡拉OK系统,在家里唱歌,被杨俊官批评“聒噪的厉害,还死费电”。
每当外人不在场时,杨俊官和几个儿女,都想跟杨新海叙叙旧,说说心里话。但杨新海已不是那个女娃一样腼腆的老三了。
“我们不敢问他的事情,问急了,他就发火,凶得很。”新河说,他只隐约听村民说,杨新海曾抱怨在外“没人抬举”他,处处受白眼,劳改场里受了很多罪,“刺激太大”。
杨俊官和杨新河都没细问。为了妻儿,新河一如既往在外打工。杨俊官则继续在豫东平原上扒坷垃,“指望老天爷收成”。
直到进入2003年,当地开始流传杀人狂的消息。正阳县警方曾一度公告市民夜晚不要外出。跨省专案组拉网排查,多年流荡在外的杨新海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几名警察上门,抽检杨俊官的血。
他吓得几夜没睡着,隐约意识到“老三可能出事了”。
2003年11月中旬,在河北与天津交汇处一工地干活的杨新河,看到三弟连续几天成为《燕赵都市报》的头版人物,慌忙赶回了老家。
此刻的正阳县,已是风声一片。各地记者,接踵而至。
杨俊官想看看杨新海,被告知“当事人不想见家人”。当杨新海被押回河南漯河后,杨俊官找过去,还是没见到。
关于儿子杀人的一切,杨俊官都是从记者那里打听到的。
2004年2月,杨俊官给杨新海准备了两套新衣服,送到了漯河。不到三天衣服退了回来,还有一纸通知,说已执行死刑,让去漯河收尸。
漯河市政府大院内,有人递给杨俊官一个骨灰盒。一辈子对干部唯唯诺诺的杨俊官突然强硬,“为啥不让俺见尸首,咋知道这是谁的骨灰?”
他扭头便走。骨灰至今未领。
隔绝的邻里
回到杨陶庄后,杨俊官发现,邻居们说话好像在躲着自己。
这样也好,他一辈子几乎不串门,对乡间的交际本就不重视。那些议论,像田野里的风一样吹来刮去,却没有进过杨俊官的家门。
“没人会跟我们提老三。”杨新河说,“除了记者”。
杨新河发现父亲变得更“低调”,走路说话头埋得更低了,“像个罪人一样”。
“我本来就是罪人呀,生个那样的儿子。”杨俊官老泪纵横。
在汝南埠镇,问“杨俊官”,很少有人认识,但如果问“那个杀人犯的父亲”,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指向杨陶庄方向。
杨俊官的家,在村里最大的一个死水坑的边上,他在砖瓦厂外捡了两年碎砖块,砌了这两间小屋。
屋里蛛网密集,他搬来一张落满尘灰的椅子,一屁股坐上,望着门前树叶发呆。旁人不说话,他就那样一直坐着。
夜里,病痛让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他说胸腔内阵阵剧痛袭来,“跟扯住肝肺一样”。
辗转中,他想起往事,想起他爹和三儿,他就哭,哭的主题跟妻子一样,“命苦”。
张小云也常哭,儿子被枪毙后,她连哭几个月,视力急剧下降。她并没找医生看。“一大把年纪了,眼看好也没啥用了。”
她和丈夫都没有梦见杨新海。其实她想再见见他,跟他说几句话,问问他为啥走到那一步。
捡垃圾和看病
这个被外界称为诞生了“杀人狂魔”的家庭,五年来活在自责和痛苦中,谨言慎行。
虽自认“有罪”,杨俊官还没到羞于见人的地步。这两年,他开始在附近村庄捡废品。
往往,村民们会把垃圾倒入粪坑。很少有人相信,杨俊官能在粪坑里捡来值钱东西。
他还是一有空就捡。干不了农活,不捡,拿什么看病?靠儿子?儿子也有儿女呀。
杨俊官说,一月下来能捡上百八十块,攒两三个月,能到县医院看一次病。不过,他通常舍不得去看。
他一辈子信奉“老老实实干活,不偷不拿”的道理,对意外之财,最强烈的感觉是恐惧。曾有一个记者见他可怜,给他三百元,他追到村外,不还给人家誓不罢休。
他不是不需要钱,他说,“我不知道他为啥给我钱,我怕呀!”
这是河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正阳县的GDP在河南倒数前十。杨陶庄人均耕地1亩,年收入800元左右。青壮年大都打工去了,老弱病残幼,守着这片土地。
病中的杨俊官并不怕死。他甚至会想到,“下辈子命会好点吧”。
而杨新河对弟弟的事一直心存怀疑,“瘦得跟猴一样,咋能杀那么多人。”他请记者上网,把杨新海犯案的地点打印。“我哪天闲了,顺着这些地方走一趟,去看看具体咋回事。”
他的话马上招致杨俊官的不满,“那么大的案子,还会冤枉他了?”“人都枪毙几年了,你还是省点力气,省点钱吧。”
原标题:“连环杀手”杨新海之父:生个那样的儿,我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