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0.33%的富人占有着67%的社会财富，而公共部门支出占GDP比例甚至低于拉美一些国家。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最近在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上公开的数据。翟东升的一些提法令人眼界大开。
我们的经济体量全球第二，但我们的福利水平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公共部门社会支出占GDP比例基本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就是说，医疗、养老、保险、就业、住房、托幼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整体GDP的比例。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是21.6%，而我们的这一指标仅为6.5%。
经合组织成员不仅包括了美日欧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包括部分拉美国家。部分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比我们低，产业能力比我们差，但就连墨西哥的社会支出占比都优于我们。
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福利水平甚至不如墨西哥，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富人手中。
根据三月份一份关于中国财富分配结构的报告，中国总财富共790万亿人民币，其中私人部门有430万亿，公共部门有360万亿。经过40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富人共有460万人，占总人口0.33%，对应的财富量是290万亿，占到了私人部门总财富量的67%，人均占有财富6300万；中产人口占总人数7%，拥有的财富量是110万亿，占总财富量26%；剩下13亿普通群众占总人口92%以上，财富量为30万亿，人均2.3万元。
现在有专家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推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富人搞慈善。翟东升认为方向搞错了。
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财富分配呈现出残酷且低效的金字塔结构，而不是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或者枣核型结构。翟东升说，中国的分配体系对富人其实非常慷慨，股票升值部分不征税，财富传承不征遗产和赠与税，移民也不征收移民脱籍税，而这些在美国都是有税的。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重新平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结构，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税收和福利体系进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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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存在着低效和腐败，但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正因为中国保留了比较大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国人民才能够活得稍微像样一些，因为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的许多普惠性公共产品，比如道路、桥梁、公共汽车、地铁、高铁、银行账户、手机信号和移动宽带等。
相比之下，美国没有那么多国企，最底层的穷人也就难以获得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公共服务，比如许多银行甚至不愿意给最穷的阶层开设个人银行账户，这些人只能拿着工资支票到银行兑现，接受贴现手续费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