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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熟悉又陌生

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熟悉又陌生

 参观者在参观纪念馆 阮忠/摄

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熟悉又陌生

 纪念馆外雕塑 阮忠/摄

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熟悉又陌生

 档案墙 阮忠/摄

□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 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我决定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触发这趟寻访的是一条微博。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6.2级地震,网上一片嘲讽,纪念馆却在当晚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祈福微博:

“侵华战争时,由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均是侵华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元凶。而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他们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年来我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此刻,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搁置了一个多月。新闻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记这条微博时,男领导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来了,“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拨动,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个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满屏鲜血乱喷”不一样的历史时空。

开往南京的高铁上,学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产业本科的我,拼命调动着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残存的记忆,却发现空空荡荡。

4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依旧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与30万人

走进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或许是把地铁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又或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个一本名额的四川老乡。

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触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档案夹塞满了黑色的档案墙,随手取下一本翻开,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死亡经过。

这面足以挡住人全部视线的墙,有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资料。把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个月。

可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副处长袁志秀说,相比30万的数字,“这里并不足以展陈所有的资料”。档案墙已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甚至撑满了整面墙壁,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会在这里久久停留,不愿离去。他们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抚摸着那些白纸黑字,眼泪总会一下子涌出。因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一面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卢彦名曾到访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内一处玻璃地板下,摆放着成百上千双鞋子,鞋子尺码不同、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从灭绝营的尸体堆里扒出来的。

叮咚,叮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如此,循环往复。一张张五官不同、年龄相异的面孔挨个点亮,再挨个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

提起南京大屠杀,谁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遇难者的遭遇回到每一个个体的遭遇”。

那一刻,30万变得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过的种种规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似乎生命本该拥有七八十年的绵长,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先生站在这里,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事后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30万同样是一个个家庭的劫难。

在展厅地下一层的逼仄空间里,我很难去忽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过窗户望去,卧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已经“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两个小女孩蓬头垢面,脸上尽是黑色的污渍,她们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家里仅剩的锅巴。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实的经历。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讲述自己的经历。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安妮日记》黑白照片中,安妮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嘴角弯着,露出少女青涩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微笑更让人难受。”卢彦名说。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柜,不见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却放满了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它们都是从集中营带回的,器物的主人已无法探知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知晓的标签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继续前行,却差点儿打个踉跄。仔细一看,才发现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讲解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设计这个场馆的理念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压抑而坎坷的”。

“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在展厅起伏不平的空间里,纪念馆把有限的一部分空间留给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因为日本教材里缺了南京大屠杀,自费来纪念馆参观。在这里看到的“另一场”战争,促使她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施暴者。

通过一本《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步兵连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战记》,她挨个给上面的日本士兵打电话,只要对方还健在,她即刻动身前去采访。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情,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学教师,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背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出发。她曾在两天内接到日本右翼势力130多个威胁电话,还有人到她学校散发传单,说她收了中国人的钱,该被开除。

青年摄影师宫田幸太郎,瞒着爸爸6次前往南京拍摄幸存者照片。在日本举行的摄影展上,日本右翼媒体来势汹汹质问他:“都说了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了,你怎么还办这样的摄影展?”

这些年,来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书籍和举办的展览也不少,可让纪念馆日语翻译芦鹏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场一群日本老人搞的漫画展。

那场展览名叫“日本百名漫画家忆停战日”,参展的漫画来自一群漫画家,追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那一天”自己的所见所想。

团队临行前的新闻发布会,日本右翼媒体疯狂攻击召集人石川好,“日本人受伤的心怎么能展示在南京人的面前?”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览这些漫画,这样的胸怀你有吗?”石川好回答的声音颤颤巍巍,语气却“坚定有力”。

一个个头发花白的漫画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原谅自己”,但这些老人“坚持要去中国”,他们在腰上裹了白色带子做好了“以死谢罪”的准备。

我本以为,错落的地面会把我彻底引向悲凉和仇恨里。就像过去十几年来,我接受的教育那样——一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鲜血淋漓的屠杀场面。

可纪念馆的某些地方,却让我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它是战后几十年一些日本人的行动,更有一些“看似无关轻重”的历史细节。

比如,那一面记录了上百双手的手印墙。红色的凹槽里,那些苍老的手印有的变形到像鸡爪,有的纤细瘦弱到如同一个幼儿的手,这是纪念馆工作人员跑遍了全国几十个省份后,采集到的抗战胜利老兵的手印。

我把手放进去试图触摸,却发现那一双双变形、衰老的手,几乎没一个能装下我这双略显婴儿肥的手。

一旁的讲解员说,有老兵的遗属一遍遍抚摸手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哭得却像孩子似的。

还有小朋友问爸爸:“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年轻的父亲一把抱起孩子,父子俩的手交叠在一起抚摸手印,“知道吗?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双手赶走了侵略者。”

几代人在这个历史时刻重叠,像极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画面。游行队伍里,穿着旧式苏联绿军装的老兵走在最前面,他们头发花白、拄着拐杖。

跟在后面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人。他们都是老兵的遗属,父辈已破损泛白的衣物套在身上,父辈的遗像揣在怀里。广场响彻手风琴的声音。

在那个纪念胜利的日子,这更像一种无声的警示。

“我们是胜利者,也是受害者。展示战争的代价,不是为了点燃仇恨,而是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再不能让战争发生。”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那一刻,战争不再是我脑海里坚船利炮的对抗,也不是血海深仇的愤怒了,我对它的理解更复杂、更多元了。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宫田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父亲是侵华日军吗?”

“松冈环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侵华日军?她没想过放弃吗?”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砸在芦鹏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讲了一个关于“笨蛋”的故事。

宫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华日军沾不上边儿,相反,他的父亲是钢铁公司的社长,热爱摄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为几张摄影班同学拍摄的、有关“二战”幸存者的照片,这个浓眉大眼的日本帅哥从此掉进了这段历史,“一发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却真实的历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宫田向芦鹏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他说自己就是个“和平时期的笨蛋”,“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和平,却从没想过,战争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这一点儿也算不上危言耸听。拼了命也要来中国参展的日本漫画家森田拳次,几年前看到一份问卷调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

对他来说,这是漫画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

108位漫画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自己对于战争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给中国人:

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

是“空袭警报激烈鸣叫的声音在头顶上昼夜不停地轰鸣”;

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

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

所以,战败对很多人意味着解脱,哪怕这些漫画家在当时不过20岁出头。“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从那样的心境获得解放我太高兴了。”“8月15日尽管令人觉得羞耻,但也是捡回性命的日子。”

此后的几十年,这些逐渐衰老的漫画家们一直努力地反思战争。漫画家泉昭二在8月15日当天,看到一名青年军官自杀,还有少年飞行兵接受不了战败,开着飞机一头扎进了太平洋。

当时只有13岁的他,在60多年后写下:“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过至少也该在那之后活上3天,冷静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弃年轻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着军国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这场漫画展“无论如何也要来到中国”,因为躲过战祸延续生命至今的每个人,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会成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标。

听完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电视新闻里不停说着“抗议”、“严重抗议”的人,之后依旧上我的班、打我的网球,过着小确幸的日子。这样的“和平时期的笨蛋”,只有我一个吗?

在纪念馆的参观者中,曾有中学生指着曾参与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问,“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师服啊?”

尽管,纪念馆已经入围外国人知晓江苏标志性地点的前3名,可依然有许多普通的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战”还有亚洲战场。

前不久那场更换南京大屠杀课文的热点事件,也让我收获了不少“同类”。语文出版社撤掉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一出,很多网民声讨“怎么能更换南京大屠杀的课文”,我一股火儿蹿起来,也顺手点了个赞。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换该篇的张纯如写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写南京大屠杀。

发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颇有意味。熊本县士兵屠杀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几乎每年都到纪念馆忏悔谢罪也是真的,他们植树、诵经、手绘呼唤和平的紫金草,甚至从养老金中抠出资金邀请幸存者赴日证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来,几乎年年相见,如今遭遇天灾,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要铭记历史和国耻,我们也要祈愿和平,而非宣扬仇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再厚重的历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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