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作家”
2015年，范雨素在电视上看到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的画面。这个画面给她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她想起跟萨达姆同岁的母亲。“萨达姆是一代枭雄，结局却死得这么悲惨，我母亲在村里的执政时间比他还长，现在还健康地活着，我觉得我母亲比他幸福。”
人的灵魂并没有因身份而不同，这个认知促使她开始构思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一年，她辞掉了家政工的工作，改做保洁员小时工，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大叠草稿纸，没活干的时候就闭门在家写小说。
在小说里，打伙村是范雨素获取素材的经验空间，她怀着悲悯之心写她最熟悉的家族故事。
范雨素的家族类似一个当代社会阶层的大杂烩，堂哥在中央部委工作，小姑姑是湖北省委的官员，小姨妈曾经做汽车运输发财。然而，在她看来，因为身份差距，家族之间人情冷漠。
她说，“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停顿了一下，她又补充说，“或者叫科幻小说，叫什么都行吧，我又没上过学。”
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想，“为什么我的叔叔能‘力拔山兮’，他又没练过武功，难道生下来就是这样？”。于是，她买了4本量子力学的普及读物，整天研究量子理论，最后找到了解释根据：光子的波粒二象性。
“光子的波粒二象性的特性就是可复制、具有不确定性和平行空间。我叔叔为什么力拔山兮，因为他身上有项羽的力量。”她认为量子力学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其实就跟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这个发现构成了她在写的“科幻小说”的理论来源。
范雨素在《正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农民大哥》就是从她在写的小说里摘出来的。
11月19日晚上的皮村文学小组聚会上，范雨素从冷风中拎着三个手臂宽的袋子走进“工友之家”的办公室，像展示富足的家当般骄傲地堆到桌子上，“这就是我的手稿，十几斤重，大概有100多万字，写死人了。”
新作的书名叫《复仇的奥特曼》。“我写的是我们家族的故事，用量子理论中的多重空间和光的波粒二象性，让项羽和李煜这些帝王将相在我写的人物身上复活。”范雨素翘起腿，用溅珠落盘般清脆急促的声音讲诉她的小说梗概，所有人听得目瞪口呆。
“其实很简单，他们的今生是草芥小民，但是前生很可能是帝王将相。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人不分三六九等，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她最后笑着说。
她文学里的理想世界既不是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世界，也不是充满自由市场的幻觉的当代资本世界，而是一个无阶级差异的乌托邦世界。
张慧瑜听完她的新作介绍之后也感到惊奇。在他看来，“范雨素的写作不在纯文学的范畴内，很难归类。她从动画片、儿童歌谣、多重空间等等这些经验和理论里抽取出来词语，然后拼贴在一起，语言有跳跃性，很少见。”
对于范雨素的新作，文学小组的成员胡小海说，“期待范姐的新作颠覆我们的想象，把这个千疮百孔两极分化的社会震得天翻地覆。”
《我是范雨素》爆红之后，媒体成功地塑造起一个为“底层的呐喊”的范雨素，范雨素拒绝这种代言，“我就是一个社会底层努力求生的弱者。”有媒体称她为“底层作家”，范雨素并不同意，“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18岁那年的北京之行，她的困惑没有得到回答，许多年后，她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个世界还是那样，每个人都充满了焦虑，恐惧。”
（皮村商业街上的范雨素。）
生长就是目的
范雨素不喜欢别人拿她跟萧红比。“萧红抛弃自己的孩子，她是懦弱的人，我比她强多了。”
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在外人面前，范雨素刻意隐瞒单身母亲的身份，她总是告诉别人，丈夫是个“装修工”。
和母亲取名的随意不同，范雨素给大女儿取名范苗苗，小女儿叫范枝枝，来自唐诗“一树春风千万枝”。苗和枝就像一棵生长的小树，范雨素引用杜威的话告诉女儿，“生长就是目的。”
大女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太“萌萌哒”，和母亲年少时一样，14岁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范渺渺，她觉得渺这个名字既是浩渺无边，又是渺渺茫茫看不见。范雨素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了。
范渺渺今年20岁，在上海一家文化公司当速记员，一个月工资1万多块。她的qq签名是“农民工二代，飘二代”。范雨素看到之后很伤感，觉得女儿的好职业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依然是惶恐的。
也是20岁的时候，范雨素只身来到北京，她在饭馆做了几个月的服务生，因为手脚不利索，好几次打碎了盘子，不久之后就辞职了。接着，她转行在路边摆摊做小买卖，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后来的丈夫。
范雨素把这段婚姻的肇始解释为，“就像张爱玲说的，不早也不晚，正好碰上了。”
对于那个来自东北的前夫，范雨素对他的印象只剩下一个彪悍的背影，“从来不生病，冬天也只穿薄薄的大衣。”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丈夫的生意越做越不好，两个人经常吵架，丈夫爱喝酒，喝醉了就动手打她。
结婚5年多之后，范雨素提出离婚，全家人都阻止她，只有小哥哥支持她。范雨素其实早已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摆脱了一个噩梦，饿死了也清静。”她说。
离婚之后，范雨素带着两个女儿疲惫不堪地回到湖北老家，然而，故乡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家里突然多了三张吃饭的嘴巴，大哥哥不太高兴，说了几句重话，没住几天，范雨素就带着女儿回到北京。
大女儿经常抱怨她不会经营婚姻，她觉得委屈，“我只是年轻的时候看人不准，遇到这么一个烂人。”
对于这段不幸的婚姻，范雨素认为跟她生的是女儿有关。她在一个养奶牛的家里看到小公牛因为性别被宰杀，她很难过，觉得女儿也是因为性别被父亲抛弃的。
于是，她找了好几个在国外留过学的人，问他们国外的小公牛是怎么活下去的。
女儿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然而，生存迫使她无法像大部分母亲一样陪伴和呵护孩子，为此她常常感到愧疚。当家政工的时候，有时雇主的孩子半夜醒来，她就要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他入睡。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想起她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她在文章里写道。
在皮村，范雨素没有朋友，婚姻的挫败和求生的劳苦使她对任何人都始终保持警惕，即使跟文学小组的成员也只是“点头之交”。她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补充一句，“我不爱跟人说话，我是有自闭症的人。”
张慧瑜理解范雨素这种性格，“她和人的关系跟她单身母亲的身份有关，她没有其他依靠，只能靠自己保护孩子。”
因为户口问题，女儿没办法在北京上学，范雨素从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买了1000斤二手书，放假的时候就在家里给女儿读《小王子》、《苏菲的世界》、《儿童哲学》还有颜子的《箪食瓢饮》。
大女儿渺渺6岁就会做饭，母亲上班的时候，她在家里照顾妹妹。她记忆力超群，经常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文学经典段落，后来她成为一名速记跟她儿时的阅读经验有关。
小女儿枝枝在衡水一所中学念初一，考试总是考第一名。同学知道她家在北京，但不知道住在京郊六环外皮村的小屋里，这一点让她烦恼，她问母亲范雨素，“我们同学都住在大房子里，我们家怎么那么小？”
买个房子是母女三个人最大的愿望，可是在北京这个愿望的实现概率并不高。“我能力有限买不起，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没有让她们变成无妈的孩子。”范雨素说。
范渺渺无数次地承诺以后不会抛弃母亲，要给她养老。但范雨素自己心里做好了打算，“她结婚了，我死也不会跟着她。我想去云南或者海南找个地方一个人住着，我觉得这样就是幸福的。”
儿时的范雨素曾经得过一次急性肾炎，幸亏母亲及时带她治疗才捡了条命。村里有三个同龄的孩子，一个得了慢性肾炎死了，两个得了肝炎死了。许多年后，她依然觉得自己还活着就是上天的恩惠。
“活着就是活着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她说。
文|孙俊彬 图|孙俊彬 编辑|王珊
原标题：范雨素的五张面孔
